从朱由检允许近卫军官兵参与科举的政策开始起，科举制度只培养理学臣的传统形式便一直被武兼备学识杂糅的新士子冲击着。
大明陆军军事学堂和近卫军军级学院培养出的一些军官生，都会有对于政治更感兴趣的人，这些人会由各军和大明陆军军事学堂统一向当地官府报备参加举业，但依旧还会在军担任军职。
这意味着，大明近卫军的官兵本身已经是士的阶层，他们也已经成为了这个帝国的统治阶层。
包硕不过是其的一员，他把自己定义为一名新儒士，他既接受儒家经典理论也接受着朱由检的圣学理论，他一接任吴桥县的县令之职便开始按照自己在近卫军军事学堂学到的政治经济学知识以及在儒家经典挖掘出的伦理知识来开始实施自己对吴桥县的管制。
包硕首先做的则是以自己所属的近卫军士兵为基础成立督察队。
一个近卫军兵团级的单位是有自己的直属官兵的。
而包硕虽是吴桥县县令但也有自己的军职官衔忠武校尉，因而他也有自己的士兵。
包硕以自己的士兵为各督察队队长，招募当地忠诚本分的百姓成立督察队，分兵管理吴桥县各分区的治安，以此达到稳定秩序的目的。
毕竟在近卫军大量消灭士绅阶层后也导致了整个吴桥县统治秩序的混乱，一些匪徒与不法分子也开始闹事起来，甚至一些街边混混也多了起来，将劫掠富户当成了正义的事。
因此，包硕来到吴桥县首先要做的便是恢复统治秩序，然后则是统一分配生产资料与平抑物价。
大明对满清的经济战一直在进行。
印制的大量银元流入到了满清统治的北方地区，但满清官府又不知道储备黄金应对大明对他的货币冲击，再加满清先后发动两次南下征明的战争使得北方地区的通货膨胀十分厉害，且加士绅富户们都囤积居，使得北方物价高得离谱。
特别是最关系民生的粮价与盐价。
按照锦衣卫的报告，北方地区一百银元才能买到一石米，而在南方地区同样的一百银元已经能买到一百石米。
整个北方的百姓要买米也只能背着大袋的银元去兑换米或者白银。
官府也不再信任银元，只收白银，使得整个北方地区的银贵钱贱现象越来越严重，底层百姓生活越来越艰难，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
因而使得近卫军在吴桥县对于士绅采取报复时，整个吴桥县的庶民们对于士绅们没有太大的同情心，原因在于矛盾的确已经激化到即便近卫军不出现他们也会反的地步。
但包硕是替大明统治这里的，所以他要重新建立长久稳定的统治秩序得把这个物价降下来，恢复整个吴桥县的政治经济秩序。
这对于接受过新学问教育的包硕不是什么难题，而且在大明行政领域已有了一套典范流程。
首先，在成立督察队维持治安后，包硕便开始如约兑现将近卫军从各士绅家族囤积的粮食布匹银两银元等基本生产资料按照他设定的规格分给这些士绅家的奴仆丫鬟。
同时将土地分配给佃农们，至于还剩下的大量粮食、布匹、房屋、古董等则以低价出售，以此达到大量回收银元的目的。
跟随近卫军北的不只是军队也有许多各个系统的学员，其有大明央银行系统的学员，此时包硕便亲自选择了一位来自大明央银行系统的学员，以他负责在吴桥县成立央银行县级分行，开始通过储蓄业务的方式回收大量银元。
吴桥县的百姓们本身不怎么信任银元的货币价值，且都得了基本的生产资料后也没有了进行货币贸易的必要，因而在看见存进银行可以得到利息后便想着与其白放在家里不如放进银行，也有不信任银行只藏着家里的。
但无论是哪种方式，导致市面的热钱冷却了下来，货币流通量下降，经济活动的总财富与货币流通的总财富开始趋于平衡，物价也跟着降了下来，人心也得到了安定。
根本是因为近卫军将士绅们占据的利益分给了庶民所以使得社会矛盾降低，而物价下降不过是经济方面的表现形式而已。
回收回来的银元则回运回南京回炉或者销毁，但更多的是被大明有计划的投放在还没被占领的满清统治区，因而导致满清占领区出现这样的现象，无论你物价高到什么地步，总有土豪能一掷千金地把你提价十倍的东西买回去。
满清官府对于这样的经济北伐近卫军的军事北伐政治北伐还要无力，但包硕这种没多少官场经验的年轻大明官员一到任能将这样的问题完美解决，给予老百姓们最直接的感受是大明自然满清好，即便是大明的官府也满清的官府值得信任。
在满清占领区，一张一千银元面额的纸币都不能让百姓们信任，但在大明占领没多久的吴桥县，包硕为方便官府与民间的贸易方便只不过随意写的一张有数字的纸能得到百姓们的信任，百姓们相信凭借这样的纸可以去兑换到他应值的物件。
在稳定好治安与经济秩序后，包硕则开始进行对楼晟这些清廷官员的审判。
北方百姓对统治阶级所有的不满都集到楼晟这些满清官员身，因而包硕对这些人的处分也是对政治人心的稳定。
楼晟本以为包硕会劝降他甚至会收留他，但他没想到包硕把送到了审判台，而且是接受所有吴桥县百姓的审判，这让楼晟很是崩溃，但让他更崩溃的则是他不会想到自己会被凌迟处死。
大明近卫军对吴桥县的占领后带来的改变意味着此次北伐战争不再是张养浩所谓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从此刻起，北伐的近卫军每收复一处城池会解救一处的百姓。